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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尔泰的《寻找家园》

作者:四川新闻 | 发布时间:2019-01-05 00

两周前,我在网志上推荐杨显惠《夹边沟记事》。

网友留言说,高尔泰《寻找家园》写得更好。

我就找来这本书,读了一遍,发现高尔泰经历堪称"传奇人生"。

他是江苏高淳人,1935年出生。1955年大学毕业后,因为"思想落后",被发配到甘肃"支边"。苦闷之中,他写了一篇12000字《论美》,不知天高地厚,投给北京《新建设》杂志。

正常情况下,负责意识形态国家顶级刊物,不可能发表一个二十岁青年不成熟、非正统长篇论文。但是1957年,"反右运动"刚刚开始,迫切需要"引蛇出洞"。于是,这篇论文被隆重推出,并且加上"编者按",表示杂志社不同意此文观点,但是遵照"百花齐放"原则予以发表,预告下期将刊出批评文章。此后,全国主要哲学系和美学家,纷纷进行批判,高尔泰就这样出了名。

他成为甘肃省第一批"右派分子",送往"死亡农场"夹边沟劳动改造。幸运是,1959年甘肃省举办建国十周年美术展,他被调到兰州作画,这才逃过饿死命运。文化大革命爆发后,他又成了"反动分子",在"五七干校"进行劳动。用高尔泰自己话说,就是因为《论美》这篇文章,他倒了二十年霉。

1978年,文化大革命结束后,外国思想传入国内。人们惊讶地发现,国外思潮与《论美》中观点,有相似之处。于是,高尔泰时来运转,先是进入兰州大学哲学系,成为学者和教授,后来又被国家科委授予"有突出贡献国家级专家",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,成为博士生导师,被视为中国当代主要美学家。

1987年,风云突变,高尔泰转眼又变成"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"代表人物。1989年9月,他在南京大学校园内以"反革命宣传煽动罪"被捕。1992年出狱后,逃往美国。

高尔泰人生就是这样跌宕起伏,充满了戏剧性。

《寻找家园》是他在美国撰写回忆录。2004年,花城出版社出了删节版;2011年,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了增订本,但依然是删节版。要看完整版本,只有去看英文版和台湾版(下载)。

(图片说明:2004年花城版。)

(图片说明:2011年北京十月文艺版。)

(图片说明:2009年英文版。)

在这本书中,高尔泰用文学创作手法,回顾了自己一生。读者不仅可以从亲历者角度,读到许多历史细节,比如关于五十年代夹边沟农场、六十年代莫高窟、七十年代文革、八十年代知识界等等;还可以感受到一种强烈人生如梦、得失荣辱皆如儿戏历史沧桑感。总来说,这是一本很好看、也很值得看书。

另一方面,这本书是一个见证。它记录了一个思想自由、人格独立人,如何在社会主义中国----这个有史以来对待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最恶劣环境----生存下来。作为个人,高尔泰历经苦难、家破人亡、流亡异国,代价不可谓不惨重,但是他保全了自己人格,顽强地生存了下来。即使在时代洪流中,个人生命如草芥般卑微,可以被强权任意地践踏剥夺,但是再卑微生命也有尊严,并且会竭尽所能地捍卫这种尊严,这本书就是一个证明。

下面是书中一个精彩章节,可以体会一下该书风格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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唐素琴

作者:高尔泰

摘自回忆录《寻找家园》


一、

1953年,我来到苏州江苏师范学院上学。

我们那个班,不但是全系,也是全校先进模范。每个学期,都要得到一面校政治部颁发绛红色丝绒锦旗,上书"三好集体",全班引以为荣。得到这荣誉,不是偶然,五个班干部起了积极作用;他们个个政治觉悟高,学习成绩好,朝气蓬勃干劲十足,是同学们知心人。

我那时十八岁,是班上年龄最小一个。从小随便惯了,自由散漫,跟不上那个团结紧张严肃活泼趟儿,成了班上包袱。班干部唐素琴负责帮助我,她比我大三岁,同我说话口气,就像我姐姐。我小时候服从姐姐惯了,只要她一开口,不管说什么,也不管对不对,就本能地小学生般频频点头。当然,是否照办,又当别论。

我怕洗衣服,邋里邋遢;有碍集体形象,屡教不改。团支部书记程万廉替我申请到一笔"困难补助",买了一件新棉大衣给我,把我那件满是油画颜色破大衣抱去,丢到垃圾桶里。我很感谢,他说不谢,这是组织关怀,你要是知道感激,就勤洗勤换衣服;我努力了一阵,但未能坚持下去。不知不觉,新大衣又弄脏了。

一天,我发现,床底下那一堆气味难闻脏破衣服,洗得干干净净,补得整整齐齐,叠得方方正正放在那里,一股肥皂和阳光清香。一打听,才知道是唐素琴干。在画室里遇见,我向她道谢,她说还要再替我洗,我说别别别,我自己洗。她说你要是不过意,就自己洗。又说,不会洗,我来教你。

这个星期日,我们同洗了一上午衣服。我由于过分用力地揉搓,右手中指食指和无名指背面,都搓脱了一层油皮,红兮兮,渗黄水,痛了很多天。此后,我们常常和其他同学一起,挤在潮湿洗衣间里,一道洗衣服,边洗边说说各种事情。有一次我告诉她,我很想家;我说家里穷,没钱,还给我寄钱,我很不安。将来挣了钱,一定要多多地给他们。她说钱你还得清,情你还得清吗?我说情吗,只能在心里感激,怎么还呀?她说你要是有出息了,让他们为你高兴为你自豪,那就还了。我说前途由组织安排,自己做不得主,怎么个出息法呀?她说所以嘛,你要追求进步,靠拢组织啊,是呀?

有一次,她问我,听说你每天睡觉,都不铺褥子,睡在硬板上,是不是要学拉赫美托夫呀?我说怎么,你还知道有个拉赫美托夫吗?她说又没礼貌了,你以为只有你一个人知道啊,是呀?我说,没见你看书么。她说,你以为别人看书,都要跑到你眼皮子底下来看,啊,是呀?我考了她一下,才知道她着实看过不少好书。

但是她说,她最有兴趣是数学。从小学到中学毕业,她数学成绩,一直是班上第一名。本想工作两年,考清华理工科,但组织上根据需要,安排她来学美术,她就来了,高高兴兴地来了。她说,要是我不服从,组织上就会安排别人来学,许多人连这个机会还没有呢。都说祖国需要就是前途,确实是这样,你说是吧?

正确可怕。我说,你思想真好呀!她说,你说是不是么?

二、

那时全国一盘棋,所有美术院校美术系科,教材和教学方法都是苏联来:独尊观察力和精确性,排斥个性和想象力,严格技法规范和操作程序,都无不是为了客观地再现对象,以致十个学生画一个老头儿,画出来十个老头儿一个样,就像十个不同角度同一照相。我不想学了,要求转系,谁劝都不听,最后系主任蒋仁找我谈话,说他留学法国十几年,什么流派都见过,摸索一辈子,才知道苏联现实主义艺术最先进,我们不必走弯路,是赶上好时代了,不要身在福中不知福!

我在正则艺专时,很敬爱吕去疾先生,到苏州来看望他父亲,听到这个"事件",派人把我叫去,说,你要跟上时代,别这么横在里头,看着像个怪物!人都是公家了,还个性个性地嚷,影响多不好!对我们也不好!你看看四边,有像你这样么!我听了,很困惑这些话,不像是他说

回到班上,唐素琴问我,想通了没?我说,我真不知道,究竟出了什么事。她说,这就是说还没想通,是吧?现在全班都在为你着急,你倒没事人一样。学习不是个人事。我说你别说了,我知道了,是革命任务。她说怎么啦,不对吗?我说我没说不对,也不是不想学画。她说我知道,你要说这不是画画是照相,就算是学照相吧,多学一门手艺就多留一条活路,也好么。现在不是你花钱学,是国家花钱培养你,你不想学也得学,干吗不好好学?

正确得可怕。我默然。她又说,现在全校都在争当三好,第一思想好,第二学习好,你这一闹,两好都没了。要是这个学期锦旗让别班夺去,大家都会怪你,你好意思?我默然意识到动弹不得别无选择,也就按照教学起来:直起胳膊量比例,弯起胳膊定位置;眯缝起眼睛看整体,瞪大眼睛看局部;注意层次比较,注意块面分析,注意解剖透视,注意区别固有色和环境色,质量感和空气感,并逐渐从这里面得到乐趣。老师和同学们都为我高兴,都夸我进步很快。这年锦旗,还是我们。程万廉总结经验,有好多条,其中一条是:先进带后进,大家齐上进。

三、

三好第三,是身体好。作为先进集体,一年一度在全校运动会上团体总分,就十分重要。这是我们班弱项,大家都很重视。每次报名,五个班干部都要带头。唐素琴参加中距离,得过一次八百公尺第四名,她本来有条件跑得更好:个儿细高,腿长有弹性,跑起来动作协调,像羚羊。但她不练,劝她练练,她不,说,我没锦标主义,直要到快开运动会了,才临时准备一下。她更重视是动员大家参加比赛。某某某,你个儿大,掷个铅球吧;某某某,你腿长,跑个三千米好不好?你要是同意,她会说我已经给你报了名了;你要是不同意,她会说干吗不?反正你不参加比赛还得参加看,坐都坐累了,不如去活动活动;去吧去吧,我已经给你报了名了。你要是怕失败不参加,她就说,比输了也比不敢比人光荣,何况不一定输;试试吧,不试白不试,我给你报了名了。

参加短跑同学很少,她就在一百公尺项下,填上了我名字。第一次比赛,我是穿着球鞋跑,不知道有跑鞋那种东西,跑了个第四名,被体育系系主任陈陵看中,给了我一双钉子鞋,要我每天早上,提前一小时起来学跑,他来教我。除起跑冲刺变速跑以外,还要我练举重,跨栏,单杠双杠,跳高,跳远,负重越野等,寒暑假不许中断。这样一年以后,我得了一百二百两个第一,成绩破省记录,平全国记录。回到看台时,全班同学脸一个个笑得像盛开花,唐素琴脸更像太阳般放光。

陈陵先生说,这仅仅是开始。他要推荐我到市体委当专业运动员,受正规训练。唐素琴反对,问我干吗去,我说练好身体么。她说什么都没,单是个身体好有什么意思?比赛来比赛去单是比个体能有什么意思?要比就比智慧,比创造,同爱因斯坦达尔文比,同列宾苏里科夫比,比不上就别说。比你力气再大,大不过牛,跑得再快,快不过马。三四十岁以后,年轻人都盖过你了,你再同谁比?

正确得可怕!但我这次不听了,决心要逃避正确。我说我追求是快乐,不是伟大,我说竞技状态是一种人生境界,你不懂;我说体能开发是创造,也是贡献。她笑着说,别贫了,我继续贫,说人家把终极真理都告诉你了,你还要智慧干什么?比智慧比创造就是自由主义,不是说要反对自由主义吗?她不笑了,四面看看,厉声说,别说了。

四、

一九五五年,我们正面临毕业分配,肃反运动来了,校园里气氛突变。从那些哥特式建筑爬满长春藤雕花楼窗中,时不时传来一阵阵可怕吼叫和拍桌子声音;那是老师们在开斗争会,斗争"胡风分子和一切暗藏反革命分子"。一到夜晚,就有人巡逻放哨;在伞状罗汉松阴影下,在钟楼圆柱后面,在楼道拐角灯照不到地方,在校园边界凭临苏州河古老城墙上,都有人拿着棍棒,静静地盯着你看;猛抬头见了,吓一跳。再一看,都认得,是学生中党团员和积极分子。

到教师中有人被捕有人自杀、有人隔离审查(其中有陈陵老师)时候,运动也在学生中展开了。我们是毕业班,没放暑假,日夜开会。先是学习人民日报上关于胡风材料按语和社论,然后揭发交代问题。平时很熟悉同学们,脸上都有了一股子说不清道不明陌生味儿。一天,在楼道里遇见我们班女同学董汉铭,她同我招呼前半句还和往常一样热情,中间忽然停住,下半句没出来,倏忽脸色变了,大声说,你别胡说白道好不好?说着扭头就走了。我追上去,挡住她,说,怎么回事?讲清楚。她白我一眼,长辫子一甩,绕过我走掉了。来不及惊讶,我发现所有同学,都变得怪怪。遇见唐素琴,她也装做没看见我,低着头看地下,加快脚步,匆匆走过。

一天,全班和往常一样,在教室里开会,二十七个人围坐在课桌拼成会议桌边,程万廉拿出几张纸来念,什么个人自由程度是一个社会进步程度标志,什么十九世纪俄国民主主义者优点是能联系社会制度根本看问题......怎么那么耳熟?原来那是我以前写给中学同窗刘汉(时在华东师大上学)信,不知怎么,到了我校肃反办公室。程被叫去,摘抄了一些,在同学中传阅,已经有一些日子了,我竟然一点儿都不知道。

几个人同时站起来,喝问是不是你写?你哪里不自由了?新社会哪一点不好?我初出蛋壳,不知道厉害,两眼望着顶棚,嘟嘟囔囔地说,我脑子里想什么是我事,别人管不着。爆发出一阵不齐声激动怒吼,使我十分惊讶。静下来时,唐素琴发言,她说我们每个人,都是属于国家,不是属于自己,因此每个人都有义务接受监督,也有权利监督别人。问你想什么,就是问你立场站在哪一边,站在革命一边还是站在反革命一边,这是头等大事,怎么能说管不着。大家这是挽救你,你要放明白些。口气很硬很冷,不像她声音。

这样会,只开了一次。莫名其妙地,同学们又恢复了昔日友好。

一天,院党委书记兼院长杨巩找我谈话,说他看了那些信,认为是思想问题,不是政治问题。说他己经给肃办打了招呼,肃办已经撤销了我案子。说我很有才能,但是思想问题严重,不解决没有前途,迟早要出问题。既然是追求真理,就要从实际出发,先调查研究再下结论,不可以从定义出发,先下结论再找论据;说他相信,我只要认真多读马列,多了解中国近代史,多调查研究现实状况,一定会得到正确结论。我那时小,狂不受教,辩驳顶撞,使他失望多年。后阅历渐长,回想起来,才知道感激,才知道惭愧。

他在"文革"中被整得很惨,复出后,任南京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。一九八九年春天,我到南京大学任中文系教授,和妻子浦小雨一起,拜望了这位保护我安全地度过了人生道路上第一次风暴老人。那时他刚离休,住在灵隐路六号,须发已一色银白,对新思潮新动态了如指掌,视野开阔,谈笑风生。说起三十四年前旧事,记得一清二楚,还记得我赛跑得了个第一。他胸中块垒难平,偶尔也写点旧诗,开卷苍凉,一股子梦回吹角连营况味。可惜当时没有抄录,依稀记得,只两句:然否鹆为语,成亏昭鼓琴。不过这是后话,扯得太远了。

那时我们班上,下一个被审查,是唐素琴。她父亲是国民党将军,她必须说清楚家里事,说来说去过不了关,人瘦了许多。斗争会上,脸色苍白眼圈发青,却清洁整齐庄肃从容。据说蒋介石给她父亲送了一把军刀,她说她不知道,没见过,大家不信,一直开会,她一直不知道,只好算了。和她同时,我们班上受审查,还有杜吾一,张文时,葛志远,都没过关。当我们按照统一分配方案,走向各自工作岗位时候,他们四个被送到无锡一个叫做"学习班"地方,继续接受审查。据说,各院校各系科毕业班尚未结案审查对象,都被集中到那里,查清了问题,才能分配工作。

五、

我被分配到兰州。后来在兰州收到她一些信,知道她问题"搞清楚了",被分配到常州中学教美术,当班主任,很忙,但忙得起劲儿。她说,孩子们很可爱,也很喜欢她,她很快乐;有决心,也有信心,当好人类灵魂工程师。她写道,谁说当教师没奔头,孩子们奔头就是我奔头。翌年,一九五七年,她当上了"模范教师",大会上市长授奖,戴大红花寄来照片喜气洋洋。我有时烦起来,会向她抱怨生活单调乏味。她就会说些小我只有在大我中丰富,受爱生活才能创造生活之类话,依旧正确得可怕。

那年暑假,反右运动开始,我们失去联系两年后,五九年,我在酒泉夹边沟劳教农场,被押回兰州画画,住在友谊宾馆,仍归公安部门管理。一天,省公安厅厅长办公室一个人,到友谊宾馆来,交给我一封信,竟然是她信,很短,告诉我她被打成右派,开除公职,劳动教养,现在江苏北部滨海农场。

回信同样短,用管教干部眼光看了两遍,确信不会被扣留,才寄出。两个月后,回信来了,她说两年中,为了打听我下落,她给兰州十中校长,兰州市教育局局长,甘肃省教育厅厅长都写过信,都没回信。后来给我姐姐写信,才知道我在酒泉,一连写了几封信到夹边沟劳教农场,都石沉大海。绝望中才想到,把信寄给甘肃省公安厅厅长,请求他帮助转达,不抱多大希望,竟意外地联系上了。

她寄到夹边沟农场信,我一封也没收到。收到这封信,也纯属偶然:恰巧碰上好人,他们知道我,而我正好又在兰州,否则,那么多劳改单位那么多犯人,哪里找去?谁会去找?

想到我生命微贱,如草芥蝼蚁,居然有人想着,满天世界寻找,如此执着,百折不挠,十分感动,也十分感激。但是,她信中有几句话,又使我十分困惑,她写道:"在这些困难日子里,你形象一直在我心灵中燃烧,像一朵静止不动火焰"这是不容误解信息,我不知道怎么回答。

我问自己,我爱她吗?回答是,爱;但那不是男人对女人爱,而是弟弟对姐姐爱。当然,她很美丽。但是对于那种爱来说,美丽没有意义,弟弟不会在乎姐姐美不美丽,儿子不会在乎母亲美不美丽,学生不会在乎老师美不美丽;反过来也一样:小耗子也可以说,我丑,但我妈爱我。

我想来想去,别无选择,只有说真话。

她回信说,我知道,我理解你,你还是那样,你一点儿也没有变。信写完后,又在纸左上角,补充了一句话:"请你记着我这句话意思"。直到一九六三年,我才明白。

六、

一九六二年左右,有一个短暂宽松时期,她和我都被解除了劳动教养,我到敦煌文物研究所工作,她在滨海农场就业。翌年春节,我回江南探亲,要在南京转车,相约那时,到白露洲她家中看她。列车上,人挤得像罐头里沙丁鱼,过道里座位底下,甚至货架上都塞满了人。列车误点,变成了无点。她到下关车站接我,没接着,幸好我以前去过她家一次,依稀记得路,自己找了去。

黄昏时分,在幽暗深巷里走着,许多往事来到心头。一个目光清澈明净,羚羊般活泼美丽女孩子形象,伴随着苏州河边树林疏处哥特式建筑,充满油彩气味画室,水气弥漫洗衣房,敞亮安静图书馆,清朗阳光里在体育场上空自由舒卷五彩绸旗,交织成一片青春希望光和色世界。

开门正是唐素琴,我几乎认不出她了。憔悴佝偻,显得矮了许多;皮肤干皱,松弛地下垂,头发焦黄稀疏,眼眶红肿和糜烂了;睫毛有粘在一起有翻上去,贴在肉上,以致两眼轮廓模糊。照面一霎时,她呆滞目光里并没有流露出欢喜,只是毫无表情地把我让进屋里说,路上吃苦了吧?露出一个灰暗无光略带绿色铜质假牙,很大。

我打了个哆嗦。

她前天还在农场,昨天刚回来。和她母亲一起,张罗我吃了晚饭。洗了澡,要我马上睡觉。说挤了四天火车,一定累坏了,有什么话,明天再说。第二天,我们一同出去走走,她穿着一件土布破旧棉袄,原先大概是黑色,由于风吹日晒,肩背等处变成了灰黄色,腋下仍很黑,其他地方则介乎黑灰之间。这件衣服穿在她身上显然是太过于宽大了,她解释说,这是农场发衣服,号码不对。我问她那件墨绿色呢子短大衣呢?她说在农场换了吃了。

在中国地图上,滨海农场位于东南海滨,夹边沟农场位于西北沙漠,相隔万水千山,但却惊人地相似:饥饿疲劳死神肆虐,都无二致,甚至风景也相似,四周都是一片白茫茫盐碱地。比较起来,她们那边稍微好些。起码她们冬天还发给了棉衣,起码她们还有许多人活着,农场至今存在,但是我在夹边沟只呆了一年多,她在滨海呆了五年多,吃苦没法比。她一度得了精神分裂症,自杀过一次。农场一个医生爱她,救活了她,还治好了她病。她说,都说这种病不能根治,但我一直没有复发过。

听她说自杀过,我想起了信上那句话:"请你记着我",又打了一个哆嗦。

说着我们转上了大街,在一家小铺子里要了小笼包子和酸辣汤。默默地吃了一会儿,她问我能在南京住几天,没等我回答又说,希望我能多住几天,她有许多话要同我说。我告诉她我很想和她多谈谈,但我已经十多年没回家了,急于去看看爸妈,回来再来看她。她说,好,什么时候走?我说,我想明天走。她没说话。往回走路上,沉默了很长一段时间,她突然说,我知道你不爱我,我理解你心情,你这样是对

我说,是吗?我有种负罪感,觉得自己自私冷酷,是个浑蛋。

她说,你是说你做不到假装爱我,是吧?你不觉得这样说是侮辱了别人吗?我说我是说我自己。她说知道你是说你自己,你这是假定,我需要别人由于怜悯我而为我牺牲,这不是太伤人心了吗?

我想不出话来为自己辩护。

我不是怪你,她说,我知道你你还是老样子,一点儿也没变。你也别为我不开心,我用不着。滨海农场那个医生还在追我,人不坏,个大,温和,也比较正派,就是抽烟改不掉,也难怪。我可以同他结婚。他老家青岛,我们回青岛去,生活不成问题。

我问了一些细节,感到可以放心,如释重负,很感激那位医生。

快到门口时,她站住了,问,你在想什么?我一愣,说,没想什么。感到自己声音里,有一种空洞和不诚恳调子。

她笑了,说,你用不着为我不痛快,一切都很好。你回家去团聚,他到我们家来,大家都高高兴兴过个春节,多好!我回到高淳,才知道家中只剩下母亲和二姐两个人!相对真如梦寐,旧事说来惊心,她们收到过唐素琴信,信上家里人口气,她们一看就觉得很亲。说到这次在南京见面事,二姐说,你看她处境这么难,处理得多么好!多么大家风度!你呢?你能吗?

第二次到唐素琴家,见到了那位医生魁伟沉稳,靠得住样子。二十天中她家添置了不少东西,阴湿老屋里,点缀上许多光鲜颜色。她和她母亲换上新衣,人都精神不少。加上炊气蒸腾鱼肉飘香,炒菜锅里吱啦吱啦地响,原先那股子凄凉劲儿都没了。

我不由得长长地舒了一口气。

七、

三年后,我在敦煌,刚结婚不久,收到她从成都寄来一封信,和一个本子。信上说,她婚后不久,就离婚了;拉过板车,拾过煤渣,捡过垃圾,什么苦活脏活贱活都干过,只差要饭了。因为有一个堂哥在成都一家工厂当总工程师,母女二人到了成都,在工厂里当临时工。

她说医生人不坏,但同他没话说,养成了写日记习惯。她说,我写时候就是在跟你说话,不知道你可愿意看看?看过还我好吗?

是那种三十二开硬皮横格本子,字迹时而工整时而潦草,有时几天有时几个月一则。有一处提到"无爱婚姻",她写道:常常要想到陀斯妥亦夫斯基罪与罚中,朵尼亚嫁给卢靖那一段。其实我情况,和朵尼亚完全不同。她必须牺牲很多宝贵东西:她青春她美丽她尊严与自由,她爱别人和被别人爱可能性,以及为崇高事业而牺牲机会。可我有什么可以牺牲呢?我一切早已被剥夺和摧残得一丝不剩,我早已没有什么可以牺牲了。

在另一处,她写道:从前看菲格涅尔回忆录狱中二十年,觉得很可怕,她在狱中计划未来时,总是忘记把狱中岁月计算在内,总以为自己出狱时还像入狱时一样年轻强壮美丽。二十年后,少女已成老妪,又见阳光,情何以堪!特别是二十年中世界也变了,她视为神圣信念已成荒谬,她为之做出重大牺牲事业也已烟消云散,以致她出狱后成了谁也不理解谁也不需要多余人,孤零零迷失在陌生社会里。现在看来,这算什么!我们这些人,甚至还没有学会从政治角度看问题,就已经在五年中失去了。她在二十年间失去一切,结果不是不被理解不被需要,而是被憎恨鄙视和践踏。

读着读着,我不由自主地一阵阵颤抖。珍重寄还时,我在信上说,同死去同伴们比较起来,我们还是幸运,至少我们还可以让各种体验丰富我们生命,从旁观察这不可预料历史进程。我告诉她我已结婚,我和我妻子李茨林两个,都希望她做我们共同朋友。

那是一九六六年四月事,不久"文革"爆发,我又成了阶级敌人,茨林下放农村,死在那里,再一次家破人亡。估计唐素琴也在劫难逃。这一次她已经没有可能,像肃反运动时那样,清洁整齐,庄肃从容,保持做人尊严了。我想象,她会像所里女画家们那样,被打得披头散发血流满面。我担心,她会被打死。我想错了,作为临时工,她在工厂底层,躲过了这场灾难。母亲去世后,嫁了一个勤劳本分工人,生了一个壮实聪明儿子,把家建设得很好。我呢,带着女儿高林,颠沛流离,吃尽了苦头。

二十年后,我到成都四川师范大学教书,和妻子小雨女儿高林一起,到他们家作客。三室一厅公寓住宅,收拾得舒适整齐,一尘不染。她丈夫非常热情,自豪地指给我们看他亲手打造家具,又亲自下厨,炒菜非常好吃。儿子是个体户,搞时装设计,财源滚滚。她本人当了政协委员,银发耀眼,目光清澈明净,好像又恢复了昔日光彩。席间说到社会上种种,母子两个争论起来,儿子说她思想老朽,说完站起来走了,大皮鞋在地板上砸出一连串响声。她平静地说,几十年折腾来折腾去,什么文化价值都折腾完了,你拿什么去说服他们?现在年轻人钱最要紧,他们穷得只剩下钱了。

我说不用说服,听其自然吧。她说,这么大国家,这么多人口,文化素质又这么差,一民主就乱,乱起来不得了。要是你当了领导,你怎么办?

正确得可怕。我不觉又像小学生一般,频频点起头来。

(完)